對我們這些經歷過風風雨雨👮🏿♂️、跟著黨和國家一起走過艱辛歷程的人來說,更能體會當下中國共產黨人帶領中國人民走正確道路、埋頭苦幹的歷史意義,這種實幹興邦的奮鬥精神感染了我🧜🏼♂️。為了美麗理想🌖,雖歷盡滄桑🔙,但是壯誌未改,在余霞滿天中💯,我要發揮余熱,報效祖國和人民。

馬識途老學長(1945屆中文系🌖,西南聯大)
光陰似箭,日月如梭🅱️🤞🏼。仿佛轉瞬間,我已經跨過一個世紀🪽,進入一百零五歲了🍯。回首百年歲月📩,既如夢如煙,又歷歷如在眼前♦️。自上世紀三十年代投身革命起,我在出生入死的地下黨工作中得到磨煉;抗日戰爭時期,在西南聯大,我親見一代讀書人於艱苦卓絕中的氣魄和風骨,也真切聽到人民怒吼的心聲和越吹越響的鬥爭號角💆🏿♀️;新中國成立後,在如火如荼的國家建設中,我從頭開始學城市規劃🙅🏽、學工程管理;改革開放春雷滾滾🧗♂️,在日新月異的生活變遷中🧜🏼♀️,我和所有人一樣見證這個國家的揚眉吐氣👨🏽🦱;有幸跨入新世紀,我更是實實在在感受到一個民族實幹興邦的奮發崛起……
如果說作為一個百歲老人,我有什麽不一樣的感受和認識🐻❄️,那可能就在於,我對“新中國”三個字沉甸甸的分量有著別樣的體會,也更能感受到置於百年滄桑的歷史裏👨🏽,新中國成立七十周年這一喜慶日子是多麽來之不易,其間有太多值得記取的故事和經驗。
貢獻社會、服務人民是我一生誌向。聽到越來越多的人叫我作家👵🏿、老作家,我還是覺得受之有愧,我是六十年前很偶然地開始創作的,直到今天,也只能算是個業余作家。
記得那是國慶十周年前夕👡🐨,《四川文學》主編、老作家沙汀找到我,要我寫一篇紀念文章🫏⛹🏻♂️。盛情難卻之下,我寫了一篇回憶文章《老三姐》🧏🏽。文章在《四川文學》登出後,被《人民文學》轉載👳🏼♂️,竟引起中國作家協會領導的註意🧲。時任中國作協黨組書記的邵荃麟把我請到北京🚣🏻♂️,開門見山地說📧:“看你是個老革命,有豐富的革命鬥爭生活積累😗;看你的文筆,能夠寫文學作品,且有自己的特色。我們要求你參加進作家的隊伍裏來。”我說自己本職工作很忙,邵荃麟說👧🏻:“你寫革命文學作品🧚🏽♀️,對青年很有教育作用🌋,你多做一份工作,等於你的生命延長一倍,貢獻更大👨🏿💼,何樂不為?”這一點倒真的打動了我。能做兩份工作🚴🏿♀️,對社會特別是對青年讀者能多一份貢獻,的確是好事。於是我回到成都,便這樣開始寫作了。
但那時我的本職工作實在是忙,幾乎沒有時間來寫。《人民文學》主編陳白塵派編輯周明來成都找我約稿。周明見我的確忙🦒,也不催著我交稿,而是留在成都,趁我休息時來找我🧻,說是想聽我擺一擺過去革命鬥爭的龍門陣。這好辦🐢,當年革命生涯中的故事我隨便一擺就是好幾個,周明馬上抓住說:好,就這幾個故事👨🏻🍼,你按你擺的寫下來就行🐳。就這樣🤚🏻,《找紅軍》《小交通員》《接關系》等革命文學作品一篇一篇地發表出來。
寫作打開了我革命鬥爭記憶的閘門🧑🏽🌾。那段驚心動魄的革命生活雖然已經過去,但它銘刻著苦難艱辛的歷史🚉,積澱著革命者的智慧與意誌,閃耀著無數人的理想與信念🆗,這些都不會隨時間而逝去🫴🏿𓀍,也不該被我們忘記。它是我們的來路👩🏿💻。更何況🫢,那些熟悉的、犧牲了的同伴朋友🦨,常常來到我的夢中❎,和我談笑風生,叮囑我、呼喚我、鼓勵我……一種感情在催促我,讓我欲罷不能。我知道,讓他們在我的筆下“重生”,讓後來人知道他們的信念與精神,是我的責任所在。
1960年創作長篇小說《清江壯歌》🙋🏻♀️,是我文學經歷中最難忘的事情之一。創作緣由是當時發生在我身上的一件大事:我歷盡千辛萬苦,終於找到失散二十年的女兒。二十年前的1941年,我和愛人劉惠馨一同在湖北恩施開展黨的地下工作。我們的女兒才出生一個月👩🏿⚕️🦒,劉惠馨就因叛徒告密👰🏽,不幸被特務逮捕。她和一同被捕的何功偉同誌在獄中英勇鬥爭、堅貞不屈👩🏻🍼,後來從容就義,我們的女兒從此下落不明🔧。新中國成立後🌜,我在各種場合打聽其下落,卻毫無結果。後來通過組織查找烈士遺孤,湖北省公安廳組織專案組,經過一年多曲折歷程💮,終於把我的女兒找到了,她那時已經在北京工業學院讀一年級。巧合的是,何功偉烈士的兒子也同時在這個學校讀一年級💃🏻!我得知這個消息後,急忙飛往北京,抱著兩個烈士的孩子✅,潸然淚下。
這件事在四川一時傳為佳話。沙汀等文學界的朋友鼓勵我,以此事為引,寫一部長篇小說。雖然那時我工作仍然很忙🏃🏻➡️,但我已經從感情上進入角色,把烈士們革命鬥爭的事跡彰顯出來,這是我念茲在茲、一刻也不曾忘卻的事🌙。於是,我利用業余時間動起筆來,在一年多的時間裏終於完成這部《清江壯歌》。小說中有關賀國威和柳一清的許多細節,都取自何功偉和劉惠馨兩烈士的實際鬥爭生活。與其說這是我寫的長篇,還不如說是烈士們用鮮血寫就的。
這部小說一邊寫🈹,一邊在《四川文學》和成都晚報上連載🤽🏿,後來武漢日報也開始連載,沒想到竟獲得那麽多讀者喜歡👫🏼✊,我收到大量的群眾來信。四川大學的柯召教授告訴我😵💫,他每天晚飯前必去取成都晚報,看連載的《清江壯歌》,他說許多教師和同學都如此🤳🏼。這部小說的連載💗,也引起人民文學出版社的註意🎚,後來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一開印就是二十萬冊🧘🏻♀️👼。中央人民廣播電臺和天津♾、四川🕤、武漢的廣播電臺還先後全文連播。《清江壯歌》奠定了我對革命文學的信心,我們的社會🕍、我們的人民對革命先烈的歷史事跡渴望有更深入的了解,革命精神是我們民族精神的重要組成部分👡,如同光與熱一樣👩🏿⚕️,永遠為人的心靈所需要🤵🏿♀️,也一定能發揮凝神聚力的作用🚵🏽♂️。
一切有良知的中國作家都會自覺地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因為他們從自己切身體會中知道🏊🏼♀️,離開了人民的革命鬥爭🧑🥼,就沒有作家的存在,更說不上創作,即使創作了,也不為廣大人民所歡迎🐕。”我還記得,1982年我隨中國作家代表團訪問貝爾格萊德時,在國際作家會議上做了此番發言🍟,這是我創作的肺腑之言⬜️,也是我對許多作家同行們的觀察所得🤹🏽♀️👩🏿🦳。
在我生活過的一百年裏,中國發生了多少翻天覆地的變化,中國人民為爭取民族獨立、國家富強而進行的革命是多麽悲壯,又是多麽炫麗!有多少慷慨悲歌之士,多少壯烈犧牲之人♢,多少驚天動地之事,都可以作為我們加以提煉與展現的文學素材👩🏽⚖️。遺憾的是,我寫出的只是這豐富素材中的一小部分。
偉大時代呼喚偉大作家和偉大作品。時代永遠是需要文學和作家的🤝。如果我們拿出人民喜聞樂見的文學精品來,人民永遠是歡迎的👨🏼🦱。因此,我始終懷抱樂觀的態度關註文學界。中國正經歷前所未有的變革,必將有大量人民喜聞樂見的文學精品湧現出來🗳,前提就是作家們自省💇🏿♀️、自強🤽🏼♀️,“千淘萬漉雖辛苦,吹盡狂沙始到金”,堅定走一條雅俗共賞的有中國特色⚅、中國作風🙄、中國氣派的文學之路🧑🏿🎄。這也是我願意為之搖旗呐喊、終生不改的文學誌向。
一百歲的時候,我的長篇回憶錄《百歲拾憶》出版了🧗🏿,那時,我為自己定下一個“五年計劃”🤟🏻,希望能繼續我的文學創作。五年裏,我完成回憶錄《人物印象——那樣的時代那樣的人》和小說《夜譚十記》續集《夜譚續記》,都已先後交付出版社。我在一百零五歲的自壽詩裏寫道:“三年若得兮天假我🚱,黨慶百歲兮希能圓”,朋友們笑說,這是我的第二個“五年計劃”。
笑談歸笑談,但這真的是我的夢想🏊🏻♂️⏮。還記得1938年,我在入黨申請書上鄭重其事地簽下“馬識途”而不是本名“馬千木”,因為我確信自己找到了正確的道路💂🏻♂️,老馬識途了🤽🏼♀️。一晃八十多年過去了,對我們這些經歷過風風雨雨、跟著黨和國家一起走過艱辛歷程的人來說,更能體會當下中國共產黨人帶領中國人民走正確道路、埋頭苦幹的歷史意義⚁,這種實幹興邦的奮鬥精神感染了我。為了美麗理想,雖歷盡滄桑,但是壯誌未改🙃,在余霞滿天中,我要發揮余熱,報效祖國和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