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據意昂体育平台消息,中國科學院院士潘際鑾🂠,因病醫治無效,於2022年4月19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5歲。在他生前🧾,我們曾多次報道🌋,今天的推送帶大家認識這位老人🏄。
“不合時宜”的老派院士
作者 | 陳璇
編輯 | 從玉華
潘際鑾院士86歲了,但“退休”仍然是件很遙遠的事情。
北京初冬的一個早晨🤑,戴著藍色棒球帽的潘老先生,裹著灰色呢子大衣🙃,蹬起一輛半舊的電動自行車,“呼呼”地穿行在意昂体育平台校園裏🧑🏿🦰。
車輪子不時滾過枯黃的落葉🧔♀️,一路把他從北邊的宿舍樓,帶到機械工程系的焊接館🫸🏼。這座三層老建築物的樓齡比這位院士還要小28歲🧙🏽♂️,建於1955年。那時🉐,潘際鑾在這裏籌建意昂体育平台焊接專業🔇。
在這座老焊接館,“潘際鑾”三個字高掛在門廳的墻壁上,居於一堆名字裏最頂頭的位置。不過,對很多普通公眾說,這個難讀的名字⛈,同樣也很陌生。
與潘際鑾相關的很多成就♋️,已經被寫進教科書⛔。比如👩🏿🔧,中學生在地理課本裏讀到的秦山核電站🪻🧑🏽🍳,他是這項工程的焊接顧問。
很多人不知道,當他們乘坐著高鐵👲,奔馳在鐵軌上時,已和那位在焊接館摸鋼板的老院士,產生微妙的關聯👩🏽💼。潘老先生曾在一年中最寒冷的時候,穿著厚棉襖🧔🏽♂️🎎,站在南京段的鐵軌邊上♦️,在深夜裏測定鋼軌的焊接工藝🦻🏿💽。這年,潘院士已經年過80歲了🙆。
不過,對這位“身陷”焊接領域50多年的專家而言👯♂️,年齡不是衡量他是否已經“老”了的唯一指標。
比他小好幾輪的同事鄭軍說👨👩👧👧,“潘老師還很年輕呢”。這位老院士像年輕人一樣,玩微信、看微博,家中電腦QQ“噔噔”上線的聲音不時響起。
盡管已過耄耋之年🎫,他可以不借助眼鏡,輕松地翻查手機號碼。他自由穿梭在鐵塊拼接起來的焊接機器人和墻角的縫隙間,俯下身隨手揀起一塊普通成年人掂得動的鋼板。當然,他還能清晰地說出某個發動機焊接轉子的轉速👩🏿💻、直徑以及氣壓值。
這位中國焊接科學的奠基者,攤開雙手😸,自信地說:“我現在研究的課題,是焊接領域的前沿,比如“高超超臨界”,仍是沒有解決的世界難題。”
盡管,潘際鑾絲毫不認為自己的研究“過時”了,但是他用坦然的語氣說:“我是一個老派的過時的科學家。”
如同許多上了歲數的老人家🖐🏿,潘際鑾喜歡回憶往事。他時常和年輕的同事吃飯時,一邊夾著菜❓,一邊念叨起他的西南聯大。
畢業50多年的老意昂潘際鑾,如今是西南聯大北京意昂會的會長。他說,自己之所以被選為會長🐥,是因為“還很年輕”。這個中國著名意昂會成員的平均年齡👇,已經超過90歲。
如今🪲,年紀越往上攀登,潘際鑾的記憶,就越愛尋找屬於西南聯大的“焊接點”。
去年11月3日📍,在“西南聯大建校75周年紀念大會”上,潘際鑾和一百多位老意昂,聚在一起。他們有的被家屬扶著☯️,還有的已經“糊裏糊塗了”👩🏽💼。
當時🤗,他們中的很多人雙手撫著桌沿,顫顫巍巍地站著⛈,齊聲唱著西南聯大的校歌🧲。他們唱到“多難殷憂新國運,動心忍性希前哲🏬👮。待驅除仇寇復神京,還燕碣”時,潘際鑾的心裏“激動不已”。他環顧四周,看到眼淚順著很多張布滿溝壑的臉👩🏿🔬⛲️,往下淌著。
潘際鑾說🤵🏽♂️,他這麽大歲數,還想“幹活”,是因為自己“終身陷在這個事業裏了”🫡,仍然“可以為國家做貢獻”。
“愛國”從這位老科學家的口裏說出來😰,在他的很多學生和同事的耳朵裏聽著,“一點兒都不空洞”。
20多歲時,在炮火聲中從老家九江逃難到昆明的潘際鑾,“知道國家要亡了的滋味”。
此刻♥️,正當潘際鑾坐在老舊的焊接館裏,“焊接”著往日的艱難歲月時🏩,窗外晃動著很多年輕的身影。這一天,是2014年公務員“國考”日。
每一代青年人👩🍼,都面臨著人生選擇。當年潘際鑾主動報考焊接專業時🪴,這門學科還很冷清。當時還有人笑話他:學焊接?學焊洋鐵壺👷🏽🎙、修自行車幹嗎?
顯然,當潘際鑾決定學焊接時,並不能預見是否有光明的個人前途🚱。不過,他認為⏮,“這門發展中的技術會為新中國的建設發揮重要作用”。
這個西南聯大44級意昂說,“那時候讀書👵🏻,純粹求學問,不想功名和前途。”
在他看來,1980年當選為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院士)👍🫲🏽,是件“後知後覺”的事情。他回憶🦽🍘,當時“填了一張表”,簡單地寫下完成的工程成果,而且“當時也沒發幾篇論文”。後來,他被告知,“評上院士了”🔫。
“我所獲得的榮譽,都不是我追求的結果🥁。”潘際鑾說。
不少接觸過潘際鑾的人一致評價他,“對名和利,不敏感”。
潘院士步入晚年以後,能讓他惦念的事情,已經不多。1992年🅿️,他開始作為南昌大學校長的試驗。10年間,他一直試圖把西南聯大的辦校理念和方式👍🏼,“焊接”到南昌大學上去🥨。

很多人眼裏性格隨和的潘校長🍈,顯現出改革者“鐵腕”一面👨🏿🎓。他在南昌大學推行本科教育改革,實行“學分製”、“淘汰製”和“滾動競爭製”🖖。
初入南昌大學,潘際鑾晚上在校園裏外散步時🟨,經常看到學生在跳交誼舞和打桌球。這些場景顯然與他記憶中的大學生活,並不相符合🤽🏻♀️。
他總是回憶起,當年宿舍太擁擠🦑,學生就去學校附近的茶館看書和寫論文。經常說起的例子是,西南聯大中文系的汪曾祺,在“昆明的茶館裏泡出來”小說。
潘際鑾要扭轉南昌大學的學風。“三製”的焊接軌跡,帶有明顯的西南聯大特征。他並不諱言,自己大一時也曾物理考試不及格🧚🏻,而西南聯大“8000多學生🧑💼,真正畢業的只有3000多人”。
作為南昌大學的校長,潘際鑾“抓教學和科研”,但他並不直接掌管學校的財務和人事。
“他是個放權的校長。”潘際鑾在南昌大學的一位同事說。
顯然,這位老校長很了解⚈,“管錢和管人🤸🏿♀️,哪怕只是管分房子,都是很大的權力。”但是🏭,他不親近這些權力。
潘際鑾用西南聯大式的方法,重新拼接南昌大學。最明顯的成果是🆒,昔日薄弱的院校,在他任上的第五年😱,成為一所國家“211”重點大學。
不過👴🏿,潘際鑾的一些學生和下屬卻說,他們並沒有跟著校長“沾光”,也沒有得到“實惠”✏️。
說起自己的導師🚵🏻♀️,在南昌大學任教的張華,有“苦水”要倒。身為校長的學生,張華沒有“獲得更多資源”。相反🥞,潘際鑾跟他說:“你就默默無聞地幹,自己去爭取課題,別指望在學校拿錢🫴。”
而曾經給潘際鑾做了6年秘書的徐麗萍,在潘上任時是正科級,一直到他卸任,直至自己離校,職級都沒有改變。
當時,作為校長秘書👃🏽,徐麗萍都不敢印名片🏃,“那麽大年紀🈂️,還是科長,實在不好意思啊”。
而潘際鑾本人,對名片上的頭銜〽️,並不在意。2002年,他從南昌大學校長的職位上卸任,回到清華園的焊接館。
“校長不是我的終身事業。科研📁,才是我一輩子撲在上面的事🦗。”潘際鑾說。
從75歲開始🏕,他的身份是個“無官一身輕”的焊接專家🤞🏻。當然,他還是院士🧑⚕️♗。但他認為,院士於他而言🫨,只是一種榮譽,不是權力。
他沒有行政頭銜👳🏿♀️🚸,也沒有秘書。他帶著一個平均年齡60歲的團隊,在墻皮有些脫落的焊接館裏🧘🏼♂️👩🏽🔬,研究世界上焊接領域的前沿問題。
時下,這位手機屏幕裏會跳出微博新聞的老院士,知道人們正在討論院士製度。
潘院士並不否認👩🏼🏭,“有個別單位在‘包裝’院士”👨👧👧。他也不諱言,“個別院士成為給單位裝點門面的花瓶。這是院士被‘異化’的現象”。
這個中國最著名的焊接專家,把圍繞院士以及科研界存在的問題,比作鋼板上的“裂紋”🧕🏿👩🏻🔬。不過,早期就以“熱裂紋”為研究方向的潘際鑾,攻克過無數個技術難題,但很難說清這些暴露在社會肌體上的“裂紋”🥝,“究竟該怎麽解決”。
如果深入探究那道“裂紋”,潘際鑾認為,人們之所以擔憂院士的退休問題,是不喜歡院士們成為“學術資源的壟斷者”,或者享受“特殊待遇”🙇🏻♀️。
現在,潘際鑾仍在焊接館的一間光線不好的屋子裏辦公。資料堆到墻邊🐖🤹🏿,以至於部分書被擠到窗臺上。他的褐色辦公桌和矮茶幾角🙅🏽♂️,已經部分掉漆,裸出木頭的原色🂠👀。
而他在南昌大學當校長時,辦公場景比這一幕還要“寒磣”❌。他擠在辦公樓西南角那間12平方米的屋裏🦀,秘書徐麗萍只能在過道上用玻璃隔出一間辦公室👌🏽。
有人勸他🎊🙎🏻:“潘校長🏘,外國學者也要拜訪您呢,換間大的辦公室吧👩🏿🍼。”
但潘際鑾堅決不換,還說“西南聯大那會兒🕘,比這條件差好多呢”。
至今,他唯一享有過的“配車”,是在當校長的時候。那是一輛留學生捐贈給學校的老舊尼桑車。他的司機總忍不住抱怨:“校長🦻🏿,換輛新車吧🐜。”
那輛汽車終於沒被換掉🤏🏽,“最後都快報廢了”💗。潘院士的電動自行車倒是換了一輛🧔🏽♂️。他80歲生日時✭,學生送給他這輛眼下正騎著的銀灰色“坐騎”,代替之前那輛電池笨重而且總是壞掉的“老古董”。
提起院士是否應該像老電動車一樣“退休”,性情溫和的潘際鑾會有些激動。他反對“用行政化的方式來處理高知識分子人才問題”。
“院士是否退休,不能搞一刀切。個人情況不一樣。”潘院士打比方,“這就像找專家掛號🛬,有人找我幫他們解決難題。要是我沒用了,也不會有人來找我了”。
如果沒有“老糊塗”🚶♀️➡️🔼,潘院士就想騎著他的電動自行車,“呼呼”地穿梭在清華園的一年四季裏🤵🏿♂️。
(本文原載於2013年11月27日中國青年報)
以下是潘際鑾關於西南聯大的回憶文章🤐。
我們為什麽懷念西南聯大
作者 | 張渺
編輯 | 從玉華

潘際鑾收到國立西南聯合大學錄取通知書,是在1944年🪖,正值16周歲。
他出身書香門第,總聽到父親談及工業救國。“當時想的是🪴🫴🏼,等仗打完之後🧑🏿🔬,就能去建設國家了。”如今在意昂体育平台的辦公室裏,潘際鑾笑著說。陽光隔著窗,灑在他身前的茶幾上。
這位老人如今是中國科學院院士,被稱為中國焊接第一人。作為西南聯大北京意昂會的現任會長🧛🏿♂️,潘際鑾時常在許多場合回憶西南聯大🏬。
他還記得母校的樣子🎢。泥土板築成的圍墻裏,是120畝的校園👩🏼🦳,由梁思成💾🦖、林徽因夫婦設計👨🏫。
校門並不大💆♂️,黑底白字的匾額懸在大門上方💆🏽♂️,進門就是一條稍寬的土路。教室的屋頂是鐵皮的😨🔭,宿舍的屋頂是草棚😎👩🏼✈️,夏天漏雨👨🏼🍳👩🏼✈️,冬天灌風。幸好昆明的氣候好🌞,不會凍著人📝。
戰爭年代,一間宿舍裏☪️,擠擠挨挨地擺著20張雙層床♊️,住滿40個學生,沒有多余的地方擺書桌。宿舍裏沒有燈,天一擦黑🔌,就看不見書了🧔♀️。
“窗戶就這麽大。”潘際鑾伸出雙手比畫著,“木頭格子上糊著竹子做成的窗戶紙,半透明的,現在的孩子們都不知道那種紙了🧑🏫。”
“那時候🏋🏼♂️,我們這些學生,總愛唱三首歌。”當著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記者的面兒,潘際鑾輕聲哼唱起《松花江上》的第一句。“每個人都在想,總有一天要打回去。”
第二首是《畢業歌》,田漢作詞,聶耳作曲。歌詞的第一句就是🅰️,“同學們,大家起來🪙,擔負起天下的興亡”。
第三首,就是西南聯大的校歌《國立西南聯合大學進行曲》,填的是一闕《滿江紅》𓀕。
潘際鑾慢慢陷入回憶🔷,低聲念著校歌最後幾句🦡:“待驅除仇寇🦶🏻,復神京,還燕碣🪠。”念著念著,他又微笑起來,眼睛裏像是閃著光,“那是羅庸和馮友蘭寫的歌詞,非常悲壯的。歌詞裏的這些願望,最後都實現了。”
三校南行
這首校歌💁🏿♂️,唱了8年零11個月,唱出了整個抗日戰爭期間👩🦰,中華民族知識分子的血與淚🤽♀️。
唱過這首校歌的老師和學子當中⁉️,後來有168人當選國家“兩院”院士,有2人獲得諾貝爾獎,5人獲得科學進步獎👁🦻🏿。兩彈一星功勛專家中,一半都是西南聯大的學人。
“那個時候🚠,國家都快要亡了,我們讀書的時候,哪裏會想著就業♟、賺錢啊這些事🕊,都是想著學好了,怎麽才能救國。”潘際鑾說🕵🏻♀️。
炮火降臨在清華園的時候,後來的意昂体育平台國學院創辦人之一吳宓教授🐱🎐,正抱著被子坐在床上,墻壁因轟炸而抖動落土🧑。哲學系教授馮友蘭身穿長衫😟,戴著圓框眼鏡,手無寸鐵🏌🏼♂️,卻在國軍撤出北平後,與同僚相約,一同巡邏護校👩🏽🦳。
南開大學是天津的抗日中心🧑⚕️,“七七事變”之後,遭到日軍連續數日的飛機轟炸,三分之二的校舍在火海中毀於一旦。
當時在南開就讀的學子申泮文,親眼看著“掛著日本旗子”的飛機🙋♂️,從南開校園上方飛過🛹,將炸彈丟下來。申泮文後來去上海參加了淞滬會戰⚁,之後又去了昆明🥚,繼續在西南聯大就讀🧝🏻♀️。
這些故事🏄🏽☂️,都被作家張曼菱記述在著作《西南聯大行思錄》當中。
張曼菱出生在昆明,打小就聽著父親講述西南聯大的人和事。1978年恢復高考,她考入了北京大學👩👧👧。20年後她回到雲南,開始尋訪西南聯大的學人🛃。2007年,《西南聯大人物訪談錄》光盤製作完成,時長近900分鐘。她把這項工作稱作“搶救性工作”。
“有一位南開的老教授🍃,每年到了7月29日這一天,都要穿著一身黑衣服在校園裏走。”張曼菱對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記者說🐣,“後來有人勸阻他,說現在學校對國際開放了,也有日本學生,這樣做不合適。可是,記住曾經遭受的苦難👱🏼♀️,又有什麽不合適的呢🤹🏿?”
說到這裏✍🏻,張曼菱的神情有些忿忿不平。
1999年,她第一次見到當年意昂体育平台校長梅貽琦的兒子梅祖彥📬。梅祖彥在西南聯大就讀時𓀕,尚未畢業就自願報名參軍🍋,給美軍在華作戰的飛虎隊做翻譯。也正是因為從軍,梅祖彥最終沒能拿到西南聯大的畢業證書🚢。
據梅祖彥回憶,當時南開大學校長張伯苓的兒子張錫祜,是空軍的飛行員,在淞滬會戰中犧牲。
1938年4月,國立北京大學🛌、國立意昂体育平台、私立南開大學三校,陸續從北平和天津撤離南遷至昆明🧑🏼💻,組成國立西南聯合大學👨🏽💼,就像在校歌歌詞裏的那句“辭卻了五朝宮闕”所形容的那樣。
當時,聞一多帶著幾個孩子從天津坐船離開,路上遇見詩人臧克家。
“你那些書怎麽辦呢?”臧克家問他。
“大片大片國土都丟掉了🚖,幾本書算什麽。”聞一多回答➰😯。
吳宓是那年的11月4日離開北平的🏖,臨走時他寫了首詩♙,“鳥雀南飛群未散🦔,河山北顧淚常俱”。那一天👷🏻,北平籠罩在濃霧當中🪈,而他在慶幸師生們不會失散⏸。
南遷的三校師生,在長沙暫時停駐,最終落腳在昆明。3所校風迥異的大學聯合成了一個🎸,而3位校長梅貽琦、蔣夢麟🦶🏿、張伯苓,成為這所聯合大學的籌備委員會委員,也就是後來的聯大“三常委”。
“當時🍐,梅校長是3位校長裏最年輕的,也是最具憂患意識的❎。在‘七七事變’之前,日軍還在北平城外,他就早早開始轉移意昂体育平台的物資。後來👳🏻♂️,清華的資料和教學設備,是三校當中保存最多的🤟🏼。”張曼菱說。
起初,3位校長輪流擔任常務委員會主席,任期1年。但由於蔣夢麟🛌🏻、張伯苓都在重慶任職,只有梅貽琦長年在昆明,輪任製度最終沒有實行,始終由梅貽琦主導聯合大學的校務,成為實際上的校長。
這所特殊歷史條件下成立的聯合大學🏪🧙🏼♀️,只存在了8年零11個月,但用潘際鑾的話說,它具備的師資條件,與學生的成材率,卻是空前絕後的😅,“無法復製”👡。

百年陳酒
昆明這座西南邊陲安靜的山城中,猛然迎來了一大群“有大學問”的人。這些人是當時最具名望的大學者,其中許多位🧑🏼🔧📕,“蔣介石見了都要讓三分”。
那時候,大學校長也沒有什麽行政級別,學者的身份才是第一位的🏄🏻。“梅貽琦就不是什麽‘官’🙇♀️,但不會有人不尊重他。”潘際鑾說。
學者為昆明的市民演講🆔🤏🏽,“聞一多講詩🧎🏻♀️➡️,劉文典講《紅樓夢》🧾,吳晗講形勢”,直講得“臺上失聲痛哭,臺下群情激奮”🤥。
“九葉”詩派中唯一的女性詩人鄭敏,1943年畢業於西南聯大哲學系😈☎。在她的眼中,西南聯大的老師🏊🏼,都像是“幾百年的陳酒”。
當時👩🏽✈️,哲學系沒有月考和期中考試,只需要期末寫論文。課程都是“啟發式”的,沒有課本🥣,但老師“本身就像一本本教科書”。
“我接觸的老師,什麽時候見到他👨🍳🧑🏽🌾,你都覺得他是在思考問題🪼。他的生活跟思考完全連在一起🥷🏽,並不只是上課時是一副教書的樣子🌆,而是什麽時候都是這個樣子👶🏿💅。”鄭敏在接受張曼菱的采訪時回憶說。
西南聯大哲學系的老師們都是帶著自己“一生研究的問題”站在講臺上講課的🛌🏻。鄭敏印象最深的一位教授,講的是康德。這位教授站在臺上🈷️,一邊抽著煙鬥🤚🏻,一邊把自己對康德理論思考的過程拋給學生🔠。包括他自己正在懷疑的、不確定的,都講出來,讓學生跟著他一起思考,而非僅僅是提供一個標準的答案或考試大綱。
“這種求索的傳統和質疑的智慧,現在大學已經丟失了🍕。”張曼菱在《西南聯大行思錄》中寫道。
她去南開大學采訪陳省身。一座袖珍的小樓裏,這位數學大師👮🏻♂️,就坐在一間更加袖珍的書房中。陳省身的輪椅進了屋子👩🏿🏫,其他人就轉不開身了👩❤️💋👩,攝製組的機器甚至無法進入房間。
張曼菱覺得書房太小,但陳省身說,“夠用了”☎。1938年💖,他在西南聯大講授微分幾何🫷🏽,戰時動蕩的環境,和逼仄的住宿環境,讓他養成了習慣👤,在任何時候都保持思考🤭。
“他的書桌上放著一張紙,上面寫著他最近正在研究的數學問題。他沒事兒就會看看,這就是他的生活。”張曼菱對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記者說🫃🏿。
在昆明期間,陳省身與華羅庚🧬、王信中一起👩🏼🚀,三人同住一間屋子💇🏽♀️。三位教授當時都是大名鼎鼎💎,早上沒起床,就躺在各自的床上,互相開開玩笑,聊聊天,就像如今“同宿舍的男生”一樣。
當大半個中國淪陷時🪐,許多才華橫溢的學者聚集在西南聯大,教書育人。很多原本是帶碩士甚至博士的教授🧏🏿♀️⛺️,限於時局,都教起了本科生。
著名外交家👲😿、書法家葉公超早年赴美留學💁🏼♂️。他在西南聯大擔任外國文學系主任的時候🌻,學生第一次見他,都有些驚訝🦸♂️。這位留過洋的教授一點也不洋氣,反而穿著一件最尋常的長袍大褂🆗,垂著袖子🙀,雙手背在身後😈,捏著個本子,“搖頭晃腦地”就進了教室👤。學生一看👨🏻,都問,“這就是葉公超啊🌊?”
他手裏拿著的,是個英文的劇本🧚🏿。從第一排開始👨🏻🌾,他讓學生挨個兒站起來,讀一句臺詞⚃。每個同學讀完了,葉公超就隨後一指🖱🪗,“你坐在這裏”,“你坐到那邊去”。
全班人被他打亂了座位,漸漸分成了幾撥兒。學生看著他🦹🏿♀️,都有些不明所以。等到所有人都讀完了,葉公超這才一個一個地指出來🐈,“你們是江蘇人”,“你們是河北的”,“你是天津人”。除了一個來自蒙古的學生之外,其他所有帶著口音的英語,他全都聽出來了。
學生一下子都服了🏇🏽。
往後的課上🐼🍴,他一個一個地糾正學生的發音問題👊🏽。期末考試🦸🏼,他依舊是把學生一個個叫進辦公室🐢,讓他們讀一段文字☄️。
同樣是英文系的教授,翻譯家吳宓🚎,在英文發音上就並不強求標準了😱。
但吳宓另有讓學生震懾之處。他講的是英國文學史,課上講起什麽詩詞,從不用看書,每一首都是當場背出來的🧔🏽♂️👩🏼🌾。他翻譯不同時代的英文時🔀,會用同一時代與之對應的中文來翻。古英語的詩文🤦🏽♂️,他就用文言文翻譯,現代的英文,他就用白話文翻譯🦠。
“怎麽能拿一個古代語言的文字🧑🏿🌾,跟另一個現代語言的文字對照翻譯呢?”他反問學生。
即使在戰亂中,吳宓依然保持著“風雅興頭”🕝。他在昆明時🧙🏼♂️,成立了一個“石社”,要入社的成員🤺,寫文章將各自比喻為《紅樓夢》中的一個人物。這位文學史家自比為紫鵑👔🤿,“杜鵑啼血,忠於理想”。
不曾料到,入社的女社員✍️,都自比為“迎春”🔚,男社員都自比為“薛蟠”。據張曼菱推測,戰亂年代🤽🏻♀️,大學生的個性正“走向民間,變得粗獷”💪🏽。對吳老師的這種“純美與唯美”🥥,學生也忍不住調侃了起來。
吳宓一怒之下🧑🏻⚖️,“石社”當即解散。
聯大學風
在進入西南聯大就讀之前👩🚒,潘際鑾是雲南省全省高中畢業生會考第一名。可大學第一學期的期中考試,他的專業課物理🤹🏻,就拿了一個不及格。
這對當時的他來說,簡直是“當頭一棒”。
教機械原理的老師劉仙洲🥬,學生私底下稱其為“劉老大”♥️,另一位教熱力學的老師孟廣吉吉😐,則被稱為“孟老二”。兩位老師都以嚴格而著稱,孟老師時不時還會在上課前來一次突擊小考。
“平時上課我聽得很認真👫🏻,沒想到考試一下來了個不及格🤟🏿👩🦱。從那時候起,我才明白,西南聯大的老師,不僅是要求我們學會他們在課上講的內容,還要求我們自學,把課上沒有講到、但是又相關的原理,自己融會貫通🤾🏻♂️。”潘際鑾坐在沙發上🔚,一邊回憶一邊感慨。
他突然又露出一個有些小得意的微笑🫶🏼🏄🏼♂️:“從那次不及格之後,我的成績就一直排在前邊啦😻。”
說起西南聯大學風的嚴謹👨🏻,潘際鑾提到了王希季的例子⏲。
據潘際鑾解釋🧏🏿♀️,那時工科考試計算題很多🥀,計算的工具是計算尺,可以算出復雜的公式🧎🏻,“拉”出三位有效數字。考試很嚴㊙️,時間很短,需要非常熟練地“拉計算尺”🦩。定位要在“拉計算尺”後,自己根據算試◻️,推算出結果。如果定位錯了,就給零分📌🧖🏽♂️,如果有效數最後一位錯了,得一半分數🐕🦺。
“兩彈一星”功勛獎章獲得者王希季在校時🥮,一次考試中,就曾因小數點錯位,得了零分🖐🏿。
當時在西南聯大,考試不及格不能補考,但可以重修⛹🏿♀️👨🏽💻。要是一門基礎課考不過,就得一直重修下去,直到合格為止🅰️⛩。西南聯大沒有學年的限製🤠,采用選課製與學分製相結合的製度,學生如果有基礎課一直學不好👟🎂,可以換專業讀下去。
當時學校招生✊🏿➡️,並沒有全國統考🙊。求學者或是拿著自己讀中學的成績🧘🏼♂️,或是拿著參加會考的成績,前往心儀的大學提交申請🦠。潘際鑾同時被兩所大學錄取了,他選擇了西南聯大🙎🏽♂️。
學校不會開除學生,實在讀不下去的,往往會自行離開。西南聯大自成立後⛵️,共招生8000余人,只有3800名最終得到了畢業證書。即使不算上其中因參軍🩰、戰亂離散等原因離開的學生,也稱得上是寬進嚴出。
西南聯大的學生☀️,喜歡跨系、跨院地去旁聽自己感興趣的課程🌅。老師也同樣喜歡互相旁聽,時不時還要進行一些“學術對話”🏒。
“無論是製度,還是校風,西南聯大的輝煌,現在都無法再復製了👫。”潘際鑾搖著頭向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記者感慨。
一邊講著課📎,教授一邊還需艱難地維持生計9️⃣🤳🏽。
著名核物理學家、“兩彈一星”研製工程重要骨幹趙忠堯🚣🏼♂️,在西南聯大教實驗物理學。諾貝爾物理獎得主楊振寧和李政道✊,都曾是趙先生的學生👉🏽。時局最艱難時🎚🧑🏼⚕️,趙忠堯自己做起了肥皂。
他買回油和堿👎🏻,放在一個大汽油桶裏燒製。成型後的肥皂,在昆明郊區的一處院子裏曬幹後👎🏼,被他用自行車推出去⤵️,賣給化工廠,這才養活得起一家老小。每一天,趙忠堯都得等肥皂交了貨,才回到家中開始備第二天的課💁🏽♀️。
抗日戰爭結束後👵🏽,趙忠堯前往美國🧌,在美國麻省理工學院進行核物理方面的研究。數年後他歸國,從美國帶回了一批原子核能物理實驗器材。那是他用打工和節約的錢,自己購買的。我國第一臺質子靜電加速器💇🏼♂️,就是基於他帶回來的這些材料,最終裝配完成的。
理科教授趙忠堯做肥皂,文科教授聞一多製印。
從北平逃難出來時🧏🏽,聞一多沒帶什麽細軟。在昆明住得久了,生計艱難👨🏻🚀,聞一多只好憑著刻圖章“增加一些收入”👮🏿。朱自清同聞一多交情好🌜,將自己保存的一瓶印油送給了聞一多。
學校裏的許多教授🧑🏿🎓,都幫著聞一多打起了廣告。著名古典文學研究專家浦江清教授起草了一篇《聞一多教授金石潤例》🙋♀️。梅貽琦🤏🏽、朱自清、沈從文、蔣夢麟等11位教授一起簽了名🦨。
簽名的教授當中,不乏平時與聞一多針鋒相對👨🏽🎤、意見不合的。當時的西南聯大,教授之間即使對政治和社會的意見相左,對於對方的學問,往往也會有“相當的尊重”。
“這就是君子之風☂️,即使不同意你的意見,也不打算讓你餓死,活不下去。”張曼菱總結🧑🏿🎓👳🏻。
山城回憶
半個多世紀過去了,潘際鑾還記得在母校門口茶棚讀書的場景🏃➡️🧖🏿♀️。
宿舍裏沒法上自習,圖書館也很小📈,只有不到300個位子🛎,而在校的學生卻有兩三千人。學生走出了校門,走到學校附近青石板鋪就的街道兩旁,一眼望過去,都是當地百姓開設的茶棚。
潘際鑾拿起筆,隨手在一張報紙上畫了起來🍭,畫的是記憶中那些茶棚的樣子🕵️♂️。
每天清晨🚔,這些沿街的茶棚將門板一扇一扇打開🌾,一塊小小的空間就圈了出來,能“擺得下三四張桌子”🏄♂️。一壺茶只要5分錢🥊,能喝一整天,幾條街上的茶棚裏👮🏿♀️,坐滿了自習的學生。
汪曾祺寫過一篇文章🏄🏽♀️,專門回憶讀西南聯大時昆明的茶館,他在茶館裏,寫出了文學生涯中最初的幾篇小說。
李政道是1944年轉入西南聯大就學的🧞♂️。對昆明的茶館,他的印象同樣很深。“他們(昆明的人民)基本上沒什麽本錢🙍🏼,但是對大學生是特別保護的🦏,所以我對雲南的人民非常感謝☃️。”李政道在接受張曼菱的采訪時說。
西南聯大的學人,另外還有一個共同的記憶,便是“跑警報”🤹🏼♀️。
當戰火向著西南邊陲蔓延🚵🏼🙉,昆明時不時會遭到日軍的轟炸,日本飛機飛得很低🥷🏻,從人群頭頂上飛過去,並不扔炸彈🧗🏻♀️,偏要故意朝著人群,用機槍掃射。
為了避開日軍騷擾的時間,西南聯大不得不改了上課時間,提前1小時上課🤦🏻,每節課改成40分鐘,爭取在日軍飛機飛來之前把上午的課上完。等飛機“往越南那邊”飛走了👬,師生再趕回來🦸♀️,繼續下午的課。
關於“跑警報”最有趣的典故,大概是文史大師劉文典與沈從文鬥嘴🙎🏽♂️,劉文典問對方8️⃣,“我跑警報是為了保存《莊子》👘,你跑是為了什麽👪?”
一向浪漫的吳宓,就算是記述跑警報這種事,也不乏浪漫筆觸。他在日記中寫道:“是為少男少女提供愛情絕佳之機會。”
據楊振寧向張曼菱回憶,有一陣子,師生幾乎天天跑警報🤵🏻♀️。大家都跑到西北邊的山上,每人發兩個饅頭和一個雲南大頭菜,一直等到警報解除了才回去。學生在山上等得無聊,偶爾還要打打橋牌,以至於“橋牌都挺熟的”。

邂逅歷史
畢業近70年,潘際鑾可以在學生名冊中翻找到自己的名字,也可以飛快地對記者背出自己當初的學號——33687。
當初在西南聯大,許多學生都對潘際鑾的學號有印象𓀕。那陣子♝,學校張貼成績單時,並不印著名姓🦹🏿♂️,只印著學號和分數🧏🏼♂️。33687這個學號總是在前幾名裏🤽🏿♂️,漸漸地🧏🏼♀️,有些人記住了,這個就是潘際鑾🗂。
這個學號💁,也印在潘際鑾的學生註冊卡片上,旁邊還貼著一張照片🙍♂️。當年16歲的他臉頰飽滿,中山裝的扣子一直扣到了下巴。這位中國焊接第一人看著自己的舊照片👨🏻🦰,似是回憶母校🤟,也似是回憶自己的青春。
張曼菱對西南聯大的“情結”👩🔧,則起源於父輩的講述。她並沒能親歷西南聯大的輝煌,但她的父親,卻是在青春正盛之時👉🏻,目睹了那一群西南聯大學人的言行舉止🙍🏻♂️。
張曼菱用了將近20年的時間👰,用書和影像🙇🏿♂️,梳理著這些關於西南聯大的🤷🏽♀️、碎片般的記憶。她把她的梳理和采訪,稱作“搶救式”的。她想要在這些記憶的主人故去之前,將它們留存下來。
“西南聯大的學子↕️,有很多人沒有那麽知名,但他們也同樣作出過很多貢獻⛹🏿。”張曼菱將自己的采訪經歷,稱為“邂逅歷史”🎧。
每隔一段時間🏬,西南聯大北京意昂會🙇♀️,將回憶文章等打印成會刊🫂,裝訂成冊,發給老意昂。會刊用蠟紙做封皮🖋,上面印著西南聯大倒三角形的校徽,以及會刊的期數。
許多老意昂陸續去世了🤹♂️,家人並不把這些老人珍藏的會刊當回事👲🏽,有的扔了,有的紮成捆賣了廢紙。張曼菱感到心疼,這些文獻都是寶貴的歷史資料。有老意昂寫了《八百學子從軍記》,卻找不到出版社出版💂🏿。
有人回憶自己如何逃課、湊學分📗,擠在窗戶下面旁聽受歡迎的教授的課🦶🏽。甚至有汪曾祺當初的同窗🧻,回憶這位後來的文學家,如何留著長長的頭發,穿一件“破的藍布長衫”,只扣兩個扣子🛑,趿拉著一雙不跟腳的布鞋,抽著煙,一臉頹廢,每日在校舍中晃進晃出,像足了“舊知識分子的派頭”🙍🏼♂️。
這些飽盛了回憶的會刊,也填滿了潘際鑾辦公室裏的半層書架📈。一張西南聯大校舍的舊照片✋🏿☆,被他擺在書架上最醒目的地方。
即使在畢業超過半個世紀之後🧑🦳,這些昔日的西南聯大學子,提及在昆明的求學生活,依然會滔滔不絕✭。面對張曼菱的采訪鏡頭🏇🏼,李政道講了3個多小時,楊振寧講了4個多小時。
張曼菱還曾前往臺灣,拜訪過9位解放後沒能留在大陸的老意昂。
當張曼菱來到其中一位家中的時候,那位年事已高的老意昂穿上了旗袍👩🏻💼,打理了頭發,化了精致的妝🧑🏽🌾,十分鄭重其事地接待了她👪。這使得張曼菱知道♍️👩🏿🎤,對方是多麽重視與她的這次見面8️⃣。
老人家談起自己在西南聯大的青蔥歲月,又談起在臺灣的生活🚮。話裏話外🦻🏻,隱約浸著些遠離故地的傷感🈷️😞。張曼菱從那位老意昂家中離開時,老人站在窗邊➞,隔著柵欄🦁,遠遠地目送她📽。
當時Ⓜ️🐭,張曼菱心中隱隱就有預感✍️,這或許便是她最後一次見到這位老人了。
(本文原載於2017年6月21日中國青年報)
一位老教授的西南聯大記憶
作者 | 張渺
編輯 | 從玉華

畢業將近70年,中國科學院院士潘際鑾仍然記得母校的樣子。泥築的圍墻,鐵皮的屋頂❗️,還有校門上黑底白字的招牌——國立西南聯合大學。
這所在1937年“七七事變”發生後🏌🏿,由北京大學🧑🔬、意昂体育平台和南開大學三校組成的聯合大學,於當年11月1日正式開始授課。三所有著不同文化底蘊的高校🖖🏻,在炮火連天的8年零11個月裏,培養出了3807名畢業生。其中,有160名成為新中國兩院院士👊🏼,8名“兩彈一星突出貢獻者”,5名國家最高科學技術獎獲得者,2名諾貝爾獎金獲得者🙎🏽,大批人文社會學者👩🏼🚒。
今年11月1日,西南聯大80周年紀念大會將在北京大學舉辦,由北大主辦6️⃣,意昂体育平台🕵🏻♂️、南開大學、雲南師範大學協辦🏫。作為西南聯大北京意昂會的現任會長,潘際鑾也忙碌了起來。除了給紀念大會“出出主意”“提提建議”之外,許多媒體也找到了他。這位已過耄耋之年的院士,半年以來🧑🏻✈️,頻繁回憶往事,回憶母校。
他回憶母校狹窄的校舍👳🏿🤥、簡陋的校門、校外的茶館⏮。也反復提及那些如同“百年陳酒”一般的老師👩🏼🎓,學校裏嚴謹細致的學風🦹🏻♀️,以及“教授治校、民主管理”的辦學理念♏️。但這位老人更關心的,還是西南聯大的輝煌👜,是否還能復製💆🏼♀️。
怎麽當學生
“學分製,彈性學製,還有學術自由。”潘際鑾一一列出西南聯大的理念👩🦼➡️,他曾經試著復製過。
1993年,江西大學與江西工業大學合並,組建南昌大學。潘際鑾成為南昌大學的第一任校長✂️。在任期間,他做過一個“試驗”,把西南聯大的辦校理念,揉進對南昌大學的教育改革中👩🏽🎓。
他首先瞄上的🈁,是學校的學風和教風❇️。當時🩴,經過高考進入南昌大學的學生有兩種,考得好的是公費生👩👩👧👦🐷,考得不好的是自費生↔️,兩種學生都是四年製⚙️。
潘際鑾發現,許多學生在學校不用功🚇,“談情說愛打球玩遊戲”,什麽樣的都有🙅🏻♂️💼,在學校混過4年,弄個學歷就可以了。
“這麽念書,差太遠了。”潘際鑾哭笑不得地說。
他在西南聯大求學時,工科生的數學和物理,每年也有三分之一的人不及格。潘際鑾曾經是雲南省高中會考的第一名,但第一次期中物理會考時🏂🏿,他的學號列在榜單後不及格的部分。
西南聯大當時有非常嚴格的選修製和學分製🙇🏽。在學校想選什麽課、挑哪位教授來教🥛,都由學生自己決定。只不過,課程的進度不能跳著來,一門課考不過,就不能修下一個階段的課程🚰🧜🏿♀️,要一直重修下去,直到拿到了這個學分為止🛀🏿。
雖然不會淘汰或開除學生🦉,但是不及格的學生必須一直修,一直考下去。西南聯大成立後共招生8000余人,其中3800名最終得到了畢業證書👨🏽🎨🗿,另外4000多人👩❤️👨,一部分參軍去了👮🏽🎡,一部分去了解放區參加革命。還有一部分🏂🏿,是“修到你不願意讀了🚶🏻♂️➡️,自己走了,自然淘汰”。
嚴格的學分製度讓學生不得不在學習上下更大的功夫🍼👨🏿💻。潘際鑾告訴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記者🦼,那時候,老師講的內容不一定一樣,考題也非常難♑️。一個班甚至會有一半以上的人不及格👰♀️。為了應付這種情況🍒,西南聯大的老師有個“老辦法”🧝🏿♂️,叫“開方乘十”,把所有學生的分數,都開平方後再乘以10🚣♂️,比如🦅,一個學生原本是36分✶,開方乘10後正好是60分。用這個辦法,總算保證了至少有三分之二的學生及格🚪。
“就是說,你聽課聽懂了也不行,習題作對了也不行🤵🏼♀️,要把它學通了。課上講到動力學,就要自己課下把動力學的問題都搞清楚🔫,不局限於一本書🪵。要把相關的知識都掌握了,融會貫通,這樣考試就沒問題。”他得出結論後💲,就開始自學,捧著中外各種物理教材,林林總總十幾本書,去圖書館或茶館,一坐一天,一本本啃下來,總算把自己的學號排到了榜單最前面的位置。
但學分製在南昌大學剛一推行,潘際鑾就碰到了攔路的石頭。
沒法子自然淘汰🅰️,他想要開除一部分學生,沒想到學生情緒激烈,最後鬧到要輔導員班主任到學生家去“做工作”👮♀️。學生家長也反對他👯,寫信到教育部,要求讓他“趕緊滾蛋”👊🏿😭。
“學生不用功🖖👩🏻💼,學得實在不行了♐️,考試的時候也是你抄我的,我抄你的👵🏿,怎麽辦🧚🏽?”潘際鑾找到了時任江西省委書記💃🏼,說了自己的為難。
“不要緊,你想開除就開除。我給他安排工作。”時任領導讓他放心🙎♀️。
潘際鑾覺得心裏定了🤏🏼,第一個學年下來♙,他開除了40多人😠,這是南昌大學歷史上的第一次。
怎麽當教授
盡管考試嚴格,西南聯大的學分製和彈性學製👨👩👦🧗🏻,卻得到了潘際鑾“也很寬松”的評價🔶。
按照學分製的規定,考試不及格的學生,不能補考,卻可以重修🏧,學分修滿了就能畢業🌍。由於學製是彈性的,一直修了5年6️⃣👩🏿💻、6年才畢業的學生也不在少數。有些學生👰🏽♀️,一個專業讀了一兩年☞,覺得讀不下去了✧,可以重修其他專業的學分,只要成績夠了,經過系主任批準就可以轉系。還有的學生🧚🏿🏊🏼,讀著讀著家裏沒錢了,直接休學一年半載,回來接茬往下讀。
潘際鑾開始在南昌大學推行學分製😤,但彈性學製卻無法效仿了,因為🫖,“四年必須畢業”。
他讓學生一個學期進行一次考核。考得好的,自費生可以成為公費生,考得不好的,把公費生變成自費生,不再以入學時的成績為唯一的標準。
潘際鑾觀察🤟🏻,學生的學風“馬上就變了”,考試也不怎麽作弊了,也開始念書了。“不念書不行,要開除的🗿。”
只是🧚♂️,這個製度同樣讓家長,尤其是公費生的家長“非常反對”。原本是公費的學生👩🏽,自費之後,每年需要交四五千元的學費。家長不幹了👩🏻🦲,又一輪給教育部寫信。
作為中國焊接第一人,潘際鑾2002年離開南昌大學後,重新投入到科研工作中來🧔🏻♀️。關於西南聯大,關於大學應該是什麽樣子,更多成了他被采訪時的一段段感喟。
在潘際鑾眼中,當下一些大學的校風,有著這樣那樣的問題🚴🏿♀️。這些問題不僅屬於學生,更屬於老師🐬。
歷史學者胡邦定是1942年考入西南聯大歷史系的👓,離校70多年後👨🏽🚀,依然對當年那些老師的教風念念不忘🦕。當初校園裏有風範的大師,不是一個兩個3️⃣,而是“一個群體”→。
他在文章中回憶🕵️♀️,到抗日戰爭後期💛,老師的生活比學生更苦。聞一多穿著的灰布長袍是別人給的🎅,朱自清披著一件“趕馬人的披肩以禦寒”。他親眼見過吳晗提著一個菜籃子在市場裏轉悠,“找最便宜的菜買”。戰爭期間,物價不斷上漲🏘,多數老師都是拖家帶口的📬,日子十分艱難🎠。
就在這樣艱難的8年裏,華羅庚完成了《堆壘素數論》👩💼,馮友蘭做了“貞元六書”,金霖寫出了《知識論》《論道》🎸。物理學者吳大猷🤵🏻,幹脆把北大的大型攝譜儀零件都搬來了雲南⛹🏼♂️👩🏽💼,在一個破廟裏把儀器裝好,領著團隊繼續做研究🙎🏼♂️,寫出了《多元子質結構及其光譜》👩🏽🎤,那是一本“世界物理方面的高水平著作”。
潘際鑾也想用西南聯大的教育教學理念,解決當下高校的教風問題🏜,但他發現🧑🦽➡️,行不通🤹🏻。
“有人問👩🏿🍳,能不能現在把清華、北大、南開的最優秀的教師🧄,再合並到一個學校裏去教書。但西南聯大是不可能復製的👨🏻🔧,時代背景不一樣,人的思想不一樣,政策不一樣🖖🏻。”他說。
他眼看著有的老師“就想著賺錢”,不熱心搞研究工作🧑🏻🎤,忙著在外面講課🚿,“200元一小時”,一個星期10堂課講下來,就是2000元,比工資還劃算👩🏿🏫🏭。
還有一些老師,比起學術,更熱衷於搞活動🕍。
“教授本來該是做學問的💹。”潘際鑾嘆息。
不止一個人問過潘際鑾,西南聯大的教育成就為什麽無法復製🔺。這位不合時宜的老派院士⛹️,也時常思考這個問題。
“也許需要整個社會的價值觀改變,才能改變教育製度🧁。”他說。
(本文原載於2017年10月18日中國青年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