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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樹棠（1891-1984），字召亭，河北定縣人，中國近代傑出的法學家和法律教育家。曾任北京大學法律學系教授暨主任，武漢大學法律學系教授暨主任，意昂体育平台法律學系、政治學系教授暨主任，抗戰時期曾任西南聯大商法學院教授暨法律系主任。

一

1891年燕樹棠出生於河北定縣的一個書香世家，幼時酷愛學習，跟隨父親學習優秀的傳統文化知識，這也體現在燕先生後來的文章中，他對我國古代法律文化製度也有著很深的造詣。“天人合一”“人治社會”“援禮入法”“諸法合體”這些我國古代法律要點他都能夠很好的把握，並可以駕輕就熟地運用到自己的著作論文中。

燕樹棠先生的父親燕友三先生是清末年間的舉人，京師大學堂畢業後在日本留學，主修教育。畢業回國後，擔任順德師範學校的校長。正是這種良好的家庭環境熏陶下，青少年時期的燕樹棠通過對時局的觀察，對社會民情的體察，樹立了遠大的誌向，立誌通過學習法律知識，為拯救羸弱的國家貢獻一份力量。

因此燕樹棠刻苦讀書、積極努力，以當地第一名的優秀成績考入北洋大學主修法律系。1914年畢業於北洋大學法科，曾在北洋政府短暫任職，民國三年到北洋政府從事秘書工作經過幾年的實踐與努力終於拿到公費出國學習的機會。燕先生先後進入哥倫比亞大學、哈佛大學和耶魯大學學習法律，燕樹棠在美研習法學期間，正值社會法學風靡美國。

燕樹棠先生留學美國學習法律的經歷，是其法律思想最重要的淵源。西方各法學流派都或多或少的影響著燕樹棠的法律思想，他對西方的法學著作的引介也是不遺余力，體現在他對西方著名法學家著作所做的一些書評中。

20世紀初，美國政府加強了對國家經濟和社會生活的幹預，以實用主義哲學為基礎的社會法學理論強勢凸現。民國九年燕樹棠先生獲得耶魯大學的法學博士學位，並在同年返回祖國。

“以學術為業”在民初社會對於富於實學色彩的法學而言是需要奉獻精神的。當時大學法科優秀專任教員匱乏，蔡元培先生在1917年就任北大校長的演講中就曾提到：“我國精於政法者多入政界，專任教授者甚少，故聘請教員不得不聘請兼職之人亦屬不得已之舉”。所以燕樹棠先生在蔡元培先生的推薦下，的加盟對於北大，講授法律，正是雪中送炭。而後便把自己奉獻給祖國的法律教育事業。先後任職於北大、武大、清華、西南聯大等高校，為當時之中國培養了一大批法律精英。

燕樹棠先生法律方面知識相當淵博，對於學生問的問題他都給出詳細的解答。法學系的學生們都十分喜歡燕先生的課程，每次講課的時候連走廊裏都有人站著聽講。燕樹棠先生在教學上可稱得上嚴師，但是下了課他對學生又好像慈父，不管學生什麽時間找到燕先生咨詢學習中遇到的問題，他都會很耐心地給出答案。有時候學生們會在燕樹棠先生的家裏學習餓了就在燕樹棠先生家裏吃，學習得晚了就住在了燕先生的家裏。

1921年，周鯁生回國，受聘於北大法律系的教授，燕先生聽了周先生講課，看了周先生的講義，覺得非常好，這位29歲年輕的教授就把自己的課讓給周先生來講。26年後，燕先生再度讓課給剛剛回國的青年才俊韓德培先生，這種任人唯賢的高風亮節一直被傳為美談。

此後，燕樹棠在教學和研究方面為北大法律學系做出了良多貢獻。

1927年6月，奉系軍閥入京，在高等教育方面倒行逆施，踐踏斯文，北大不少學者憤然離去。燕樹棠便在此時離京南下，另謀出路。次年，南京國民政府以原國立武昌中山大學為基礎，改建國立武漢大學，燕樹棠先生收到了武漢大學校長法學家王世傑的邀請，在法律系出任教授同時還擔任法律系的教導主任，主要講授國外法律學以及對法學的研究工作，除此之外還兼任國民政府中央法製局編審等職。據說櫻園老齋舍石階上的“民國十九年落成碑”正是出自先生的手筆。因而也與武大結下了不解之緣。

二

1931年“九一八”事變之後，燕樹棠先生在氣憤的同時，參加了抗擊日本帝國主義的教授救國團，那時他和中國政治學家、愛國民主人士張奚若，中國科學史事業的開拓者、著名的建築學家和建築教育家梁思成，著名經濟學家、教育家陳岱孫，著名的哲學家、邏輯學家金嶽霖等人經常聚會在一起，討論發表抗擊日本帝國主義的文章。

1932年，燕樹棠先生離開了武大，回到北平擔任意昂体育平台政治系教授和法律教授，並兼任法律系主任，講授民法總則、法學原理和國際私法。三年後，先生又任北京大學法律系主任。在北大、清華和武大三所學校任教期間，他醉心學問，筆耕不輟。分別在《國立北京大學社會科學季刊》、《清華學報》、《國立武漢大學社會科學季刊》、《太平洋》、《現代評論》等刊物上發表了為數不少的論文和評論。

這些文章或為引進西方著作理論，或為研究分析中國現實問題，內容涉獵廣泛，先生以其獨特的視角，洞徹社會萬象，針砭時弊，暢抒對現代法治的信仰，其學識和膽識由此可見一斑。先生一生治學甚嚴，從不輕易立書著述，因此這些散佚於民國時期各期刊中的文章也就成為先生留給我們後世法律學人唯有的珍貴財富。

1937年7月7日，戴修珊先生通知燕樹棠先生，日本人已經把他的名字列入了黑名單，要對他進行抓捕，讓他趕緊逃跑。兩天後燕樹棠先生和家人躲開日本人的盯梢，秘密離開北平，乘火車去了武漢，到了武漢之後繼續在武漢大學擔任老師。1938年7月24日武漢會戰拉開帷幕，國立武漢大學全體師生被迫西遷四川樂山，之後燕樹棠先生收到中國近現代著名教育家蔣夢麟先生的書信，邀請他去雲南昆明西南聯合大學，出任法律系教授和法學系教導主任一職，在學校燕樹棠先生主要講授憲法、國際法等課程。

由於全國都遭受戰爭的影響，昆明的物資緊缺，糧食供應不上，燕樹棠先生家裏人口多，而且全靠他一個人的工資養家糊口。但他一個月的工資買不到多少糧食，沒有辦法燕樹棠先生和他的太太去市場擺攤賣貨賺錢。

由於糧食的匱乏加上營養不良，燕樹棠先生患上了眼睛疾病，而昆明的醫療水平有限，不能對其治療，也沒有錢去大城市醫院治療，即便如此，先生也不願意做兼職律師賺錢。在他心中，教師當真是一生中最愛也唯一鐘愛的職業。當他的學生們知道了此事之後集體湊錢為先生看病，在學生們的資助下燕樹棠先生終於去往成都治療眼疾。

當他的病情趨於好轉的時候，他又回到了喜愛的教育工作上。在他的主持下，當時的西南聯大法律系在困難重重中得到鞏固發展，形成了一種崇尚公正、廉明和法治的好學風。西南大學在抗日期間的法律教學工作依然風雨無阻，正是他這種在任何艱難困苦中依然前進的精神，讓西南聯大的學風為之一振，後來就有了法律教育界“南周北燕”之稱。

1939年1月1日，由西南聯大政治學教授錢端升發起並任主編的《今日評論》雜誌在昆明創刊。該雜誌主要作者為西南聯大的教授，多為留學歐美、具有較濃自由主義色彩的知識分子，主張憲政民主、要求言論自由等是其基本政治訴求，燕樹棠先生也自然參與其中。

但此雜誌於1941年4月停刊。1938年2月，燕樹棠當選國民政府監察院監察委員。1938年夏國民參政會成立後，他一直是國民參政會的參政員，曾經兼任憲政實施協進會會員。1948年7月，任國民政府司法院大法官，但不久即選擇回武漢大學任教。他曾參與《法律適用條例草案》和“六法全書”編審起草，主撰“親屬法”。

多年的教育生涯使得燕樹棠先生對中國法治和法律教育形成了自身獨到的見解和認識。在對舊中國的法治和法律普及方面進行總結後，燕樹棠先生的法學思想是這樣認為的，國家的根本應該是法治對於民眾的管理，對社會的管理。

而每個人都應該享有法律帶來的保護社會秩序和進步必須依靠法律來進行維持。而執法者就是社會穩定主要的因素。法律的普及以及法學人才的培養是最為重要的。在燕樹棠先生教育思想中學生在學習法律的同時，也要對法律在社會中應該起到什麽樣的作用作出深刻的研究，必須對社會有著非常全面的了解。法律只是一種工具而人才是主導者，一切的是非辨別都要從實際的意義出發。

燕樹棠先生倡導學生對法律要了解滲透而且要學習社會學，了解社會基本結構是如何形成的從而達到適用法律的手段。在學習法律的同時也要學習別的學科豐富自己的視野，只有這樣才能了解生活，了解人生的意義。燕樹棠先生的法律教育思想有很高的前瞻性即使在今天的中國法律進程中仍然有很大的啟示和借鑒意義。

三

1947年，受時任校長的周鯁生先生之請，燕樹棠先生三進武大，接替李浩培先生擔任法律系主任，此後不足一年，先生又將系主任一職交給從哈佛大學歸國不久，年僅36歲的韓德培先生。

兩年後，國民黨退據臺灣，南京政府派人給燕先生送來去臺灣的機票，作為老國民黨員的燕先生認為自己一輩子愛國，必須在“國”“共”之間做出選擇的他，不願躲在外國軍艦上當“白俄”，最終拒絕了國民黨邀他去臺的機票，留在武大任教。

就這樣，58歲的燕樹棠先生留在了武大。同年，中國人民解放軍武漢軍事管製委員會文教接管部正式接管武漢大學。但隨後的他並未被新政權理解，軍管會以先生長期為國民黨政府效力為由，宣布解聘燕先生武大法律系教授的職務。這個決定令先生震驚和錯愕，一時間，家裏的生計成了大問題。由於當時“思想改造”還未開始，武大一些資深教授尚敢出面向“軍管會”為他求情。

在這些教授的說情下，“軍管會”終於準許燕 樹棠留校工作，但不許講課，在法律系編譯室作資料編譯、整理工作。1957年 他被打成“右派”，“文革”中更遭嚴重迫害。“文革”後，他的“右派”問題被予以 “改正”

1984年2月，先生病逝於武漢大學南三區112號的家中。享年93歲。一代法學名家燕樹棠教授就這樣走完了自己精彩又坎坷的一生。中國實現憲政將有一個漫長的過程。他的思想被遺忘許久之後終被重新記起，為今人提供有益的思想資源。或許，這本身即是中國憲政漫長過程中向前邁進小小一步的標誌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