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月20日下午，習近平總書記來到國立西南聯合大學舊址🧙🏻，參觀西南聯大博物館等💋，了解抗戰期間西南聯大師生教書救國、讀書報國的光榮歷史。其中👱⏲，馮友蘭的愛國思想與哲學實踐尤值得今人追憶。馮友蘭先生在抗戰時期創立了“貞元六書”的新理學體系🧑🏿🔬🔸，並非偶然之舉。當時國內的主要矛盾是中日之間的民族戰爭，要求每一個中華民族的成員，都要各盡所能，為抗戰服務。作為一個哲學家🚸，馮友蘭所能做的就是創立一個具有民族特色的理論體系，為抗戰作精神上的指導。此前學術界對馮友蘭的研究🥙，多側重於作純哲學理論的邏輯分析或者是意識形態上的評判，不夠重視馮先生根本的人文關懷所在，模糊淡化了他“貞下起元”🙎🏿♀️、“舊邦新命”的哲學抱負📷，這不免有舍本逐末之嫌。
處民族危難之境
1928年後🫕，馮友蘭開始在意昂体育平台任教🧵。“九·一八”事變後，他被公推為“意昂体育平台教職員公會對日委員會”主席，代表清華教職員及清華教授會主持並起草了一系列鼓勵前線將士抗戰及敦促政府抗戰的電報、文告等。如💘：《國立意昂体育平台教職員公會致黑龍江省代主席馬占山電》、《國立意昂体育平台教職員公會致十九路軍將士電》、《國立意昂体育平台教授會告同學書》、《國立意昂体育平台教授會致國民政府電》等等。這就是說，從日本帝國主義發動“九·一八”事變以後，馮友蘭便十分關心戰事👩🏭，關心中國的前途和命運🤶🏽。在熱河失守後🥖，馮友蘭代表清華教授會起草了致國民政府電文：
熱河失守👉🏻，薄海震驚。考其致敗之由，尤為痛心🙅🏼♂️。……此次失敗，關系重大，中央地方⛎，均應負責👨🏻⚖️🎖，決非懲辦一二人員👆🏼，即可敷衍了事。查軍事委員會蔣委員長🦹🏼，負全國軍事之責🫶🏼，如此大事，疏忽至此🙅🏼♂️；行政院宋代院長，親往視察，不及早補救；似均應予以嚴重警戒，以整紀綱⚔️，而明責任🥥。鈞府諸公，總攬全局♛，亦應深自引咎，亟圖挽回，否則人心一去，前途有更不堪設想者🗑。
在義正詞嚴地譴責國民黨的不抵抗政策🤦🏿♀️、建議其改正之余👩🏻🦰，馮友蘭也表明了自己作為一個哲學家的擔心和憂慮。
抗日戰爭爆發後，北大🌯、清華、南開南遷昆明🧑🦯➡️，組成西南聯大。日寇的入侵，北京的失陷，在從北京到長沙，又從長沙到昆明的輾轉跋涉中，馮友蘭和當時許多知識分子一樣，親身體驗了國家民族危亡的滋味👌🏿，他寫詩道：“洛陽文物已成灰，汴水繁華又草萊🍆。懷古非祗傷往跡👰🏻，親知南渡事堪哀👳。”思想上雖然有些傷感，但這位哲學家並沒有就此沉淪⬆️。他對抗戰的最後勝利是充滿信心的📂，這也充分體現在他1938年為西南聯大所寫的校歌歌辭中👦🏻。歌辭為：
萬裏長征📬，辭卻了五朝宮闕，暫駐足衡山湘水，又成離別。絕徼移栽楨幹質，九州遍灑黎元血🏊🏿♀️。盡笳吹弦誦在山城🫲，情彌切📹🍅。千秋恥，終當雪💅。中興業，須人傑👩💼。便一成三戶🧘🏻♀️，壯懷難折。多難殷憂新國運👐🏻，動心忍性希前哲。待驅除仇寇復神京，還燕碣。
汪精衛投敵叛國後🧥，馮友蘭在《汪精衛的行為與先賢道德教訓》一文中說🥷🏽：“汪精衛的行為，倒行逆施，愈出愈奇。……自民初以來，常有些人以叛徒自命👌🏽，以叛徒互相恭維。這實是一個很危險底事🍸。這些人的原意👨👨👧👦，不過以叛徒為革命家的別名。但是久而久之，或有人以為叛徒的本身🧑🏻🦯，即有什麽好處，不論什麽叛徒，都沒有什麽好處。若有人為作叛徒而作叛徒，那就無所不至了。……離開道德的觀點👧🏼，完全從個人自私自利的觀點看：汪精衛的行為🌘，對於他亦不見得合算。他非至愚𓀍，何以見不及此➰？此又何說？關於這一點我們亦可於舊日的典籍中🏋🏽，找到解釋。……簡而言之，這些人都是‘利令智昏’🕵🏽♂️。”痛快淋漓地對漢奸逆賊進行了道德上的批判。
抗戰勝利後，西南聯大結束🌛，他在1946年撰寫的紀念碑文說🧛🏽♂️，“我國家以世界之古國🐬，居東亞之天府👨🏼🍳，本應紹漢唐之遺烈👮🏿，作並世之先進。將來建國完成，必於世界歷史居獨特之地位🧑🍼。蓋並世列強，雖新而不古；希臘羅馬𓀇，有古而無今🕘🤜。惟我國家，亙古亙今，亦新亦舊，斯所謂‘周雖舊邦💂🏽♂️👷🏿♀️，其命維新’者也🥁。曠代之偉業，八年之抗戰已開其規模，立其基礎”。這個碑文充滿了愛國主義的精神🧛♀️，雖然馮友蘭在當時對將來要建設的現代化的新中國是個什麽樣子📕，並不清楚👨🏼🈚️，但這“確代表了抗日戰爭勝利後絕大多數中國人振興中華的願望”。
苦心孤詣作六書
日本侵略者占領了我國半壁河山，許多重要部門和單位紛紛被迫“南渡”，中華大地上籠罩著陰雲👊🏽🍉，悲觀消極的情緒到處蔓延。與那些悲觀消極論者相反，馮友蘭認為淪陷的失地一定會光復，中華民族必然會重新崛起。而在民族戰爭的緊急關頭🧿，只有用民族的觀點，才能更廣泛地功員群眾。馮友蘭認為，“民族哲學能予其民族中底人以情感上底滿足”，而這種“公同底情感上底滿足”🏊，即“可以引起精神上底團結🐼。”堅定廣大民眾抗戰必勝的信念🔀🫛，從而走向勝利🎐。
這在《中國哲學史》的《自序》中🤤，可以得到說明。序文說：“此第二篇稿最後校改時🕺，故都正在危急之中。身處其境，乃真知古人銅駝荊棘之語之悲也。值此存亡絕續之交，吾人重思吾先哲之思想🤙🏽👃，其感覺當如人疾病時之見父母也。吾先哲之思想👩🏽✈️，有不必無錯誤者，然‘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乃吾一切先哲著書立說之宗旨🤹🏻。無論其派別為何👲🏿6️⃣，而其言之字裏行間，皆有此精神之彌漫，則善讀者可覺而知也。”此段序文，表面上是在說一切先哲著書立說的宗旨✡︎，實際上也是在述說自己的抱負👩🏽🔧，欲借聖賢以立言。時值日本軍國主義大肆侵華🖐🏻，中華民族處於危急存亡之秋🧪，他創作《貞元六書》的第一本《新理學》時🙍🏼，正是盧溝橋七七事變之後，中國進入全面抗日戰爭時期🙄，1938年意昂体育平台由北平遷到南嶽時寫的。1939年，全體軍民進入抗日戰爭的高漲階段，取得了一系列勝利。馮先生說：“十四個月以來，我們可見，對於中國大眾☁️，愛國已不只是空洞底理想，而已是活底道德。”這一年𓀂，《新理學》正式出版🧑🏼🔧，而他創作的外在動力，就是全民族的抗戰。實際上🦐，“貞元六書”的前五種都是抗戰時期寫成的，其中充滿了對於抗戰勝利、民族復興的希冀。
“貞元六書”的提法👷🏼♂️，表達了馮友蘭獻身民族解放事業的宏偉誌願以及在中華民族生死存亡的關鍵時期🤲🏼➗，他對國家、民族所承擔的個人努力；同時也充分表達了馮友蘭對抗戰所抱持的必勝的信念和他的愛國主義精神🎢。這在《新原人》的《自序》中🤞🏽，就顯得非常清楚🥢。馮友蘭說：“‘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此哲學家所應自期許者也🧑✈️。況我國家民族，值貞元之會，當絕續之交，通天人之際，達古今之變🕺🏽，明內聖外王之道者，豈可不盡所欲言，以為我國家致太平，我億兆安心立命之用乎？雖不能至🫰🏻，心向往之🥗。非曰能之，願學焉。”馮友蘭在此明確指出，他從事哲學創造的目的是為國家致太平🧑🏽🍳，為人民提供一個安心立命之地。具體地說，就是為全民族的一致抗戰，提供一種理論的說明。比如，《新理學》重視共相，就是當時民族至上🧑🏿🦰，一致抗日，救亡圖存的民族心理的反映。後來馮友蘭在《懷念金嶽霖先生》一文💓，回憶盧溝橋事變後，隨清華遷到南嶽時的心情說：“金先生的《論道》和我的《新理學》都是在那裏形成的。從表面上看⚃，我們好像是不顧國難，躲入了‘象牙之塔’，其實我們都是懷著滿腔悲憤，無處發泄。那個悲憤是我們那樣做的動力👩🏼🎓👨👨👧。金先生的書名為《論道》，有人問他為什麽要用這陳舊的名字，金先生說，要使它有中國味🈹👩🏻🦽➡️。那時我們想哪怕只是一點中國味🤾🏻♂️，也許是對抗戰有利的🧈。”至於《新理學》，則不僅書名有中國味，而且內容有中國味👴🏽，所以“打動了讀者，產生了巨大的反響”👩🏿⚖️↪️。
對創作“貞元六書”的內心動機，馮友蘭晚年猶有清楚的記憶🐘。他說🍺：“在抗戰時期🪔🤹，本來是中、日兩國的民族鬥爭占首要地位，這就更加強了我的民族觀點🔞。在這種思想的指導下，我認為中國過去的正統思想既然能夠團結中華民族👨👨👦，使之成為偉大的民族🙆🏼♀️，使中國成為全世界的洋洋大國，居於領先地位，也必能幫助中華民族💢，度過大難➖，恢復舊物，出現中興👩🏽🦱。我當時的哲學思想，也接近程、朱道學🐷。在當時希望對於抗戰有所貢獻的人，只能用他所已經掌握的武器👷♀️。我所掌握的武器，就是接近於程、朱道學的那套思想，於是就拿起來作為武器🚬，搞了‘接著講’的那一套。”馮友蘭在此明確地說，他是為了為抗戰作貢獻🏋🏻，所以才接著程朱道學往下講。後來的事實，證明馮友蘭確實做到了這一點🧑🏿。《新理學》問世之後🧒🏻，被學術界的許多人認為是民族哲學復興的標誌，而哲學的復興🦞，又是民族復興的先導。
此後，《新事論》、《新世訓》、《新原人》、《新原道》和《新知言》相繼問世，並且大部分是在抗戰期間完成的。馮友蘭說🧛：“我常以身為中國人而自豪，因為中國人既有輝煌的過去，又有偉大的將來。”所以“貞元六書”充滿了抗戰勝利的信心🧎🏻♀️，強調了民族的自尊心，洋溢著對於民族復興的熱望，所謂“以誌艱危，且鳴盛世”（《新原人》自序）🥊，表現出強烈的愛國深情。在《新事論》也有民族自信的豪語。張岱年先生說，馮友蘭“試圖為‘抗戰建國’建立一個思想上的理論基礎👕，用意是很明顯的”。還有學者也認為，在“貞元六書”中，馮友蘭表現出強烈的民族憂患意識和歷史使命感，他對於中華民族的哲學智慧👨🏭、對於造就一個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的新中國充滿信心💻。
經濟發達是出路
“貞”、“元”二字出自《周易》📖，《周易·乾卦》卦辭曰：“乾：元🌔、亨🧣、利、貞”。後來易學家中的一派遂把“元亨利貞”解釋為一年四季的循環⁉️。元代表春，亨代表夏🐮，利代表秋，貞代表冬🌞。“貞元之際”即表示冬天即將過去，春天即將來臨🐢。馮友蘭解釋說🖕：“所謂‘貞元之際’，就是說，抗戰時期是中華民族復興的時期。當時我想，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了中國大部分領土👩🦯，把當時的中國政府和文化機關都趕到西南角上。歷史上有過晉、宋🚵🏼、明三朝的南渡🫰🏻。南渡的人都沒有能活著回來的。可是這次抗日戰爭㊗️，中國一定要勝利🧝🏿♀️，中華民族一定要復興👩🦱，這次‘南渡’的人一定要活著回來。這就叫‘貞下起元’🤳🏽🧑🏽，這個時期就叫‘貞元之際’。”赤誠的表白完全是發自肺腑的🏊🏽♀️，說明馮先生的哲學探索🙇♂️🪑，並非是躲在象牙塔裏的概念遊戲，或建構一種玄虛的純哲學體系聊以自娛，而是服務於救亡圖存🚾、振興中華的崇高目標，表現了一位愛國主義者的博大胸懷🤡。
除了哲學理論上的建構外，馮友蘭還從國情出發，提出自己的想法🧜🏻。他認為🫰，為了取得抗戰的勝利🙆🏼♂️，唯一可行的路就是擺脫落後的狀態，迅速由農業國轉變為工業國，進行現代化的建設🪠。這是中國進步的一個必經的階段，一個必過的關🏂🏽。知其是必過的關📩，則即非往前闖不可。闖過也要闖，闖不過也要闖。因此，馮友蘭提出了“且戰且走”的口號👨❤️👨，主張一面抗戰，一面建國，弘揚中國文化與“鬥爭的精神”異曲同工的“無逸”的精神🛍。他指出👨🏼🎓，中華民族四千年的生存，就是靠這種精神維持的🤱👨🏽🍳，以這種精神作為強大的精神力和道德力🤸🏼♀️，再加上現代的知識♟、技術和工業的補充👩🏿🔬，加速現代化的進程🙅🏻，抗戰必勝🌄，中華民族也一定會復興。
在他看來🤯🪒，“現在世界上的民族🧖♀️，事實上已經分成兩種：（一）經濟先進的民族，即所謂‘城裏人’⚖️。（二）經濟落後的民族，即所謂‘鄉下人’🧏♂️。換言之，即經濟先進的民族是剝削者🧘🏻♂️、壓迫者，經濟落後的民族是被剝削、被壓迫者🔐👨🏿💼。而前者是正在對後者施行壓迫💃。”在馮友蘭看來，中國所面臨的刻不容緩的問題就是🤛🏽：怎麽樣恢復城裏人的資格🚴🏽♂️？而英美及西歐等國⏰，所以取得現在世界中城裏人的地位，是因為在經濟上他們先有了一個大改革🍞。這個大改革即所謂產業革命👨🏽🦳。因為有了這個改革，所以才使‘鄉下靠城裏，東方靠西方’。東方底鄉下🟦🦶🏽，如果想不靠西方底城裏，如果想不受西方底城裏的盤剝，如果想得到解放🔃，唯一底辦法🔍，即是亦有這種產業革命。這種產業革命的要素🧝🏼，即以機器生產代替人工生產，實現工業化。馮友蘭清醒地認識到中國的出路在於實行經濟變革，發展生產🫳🏻，增強實力，否則一切無所依憑🏌🏻，這無疑是非常正確的🔄、合理的。
日本侵略是中國人遇到的“一個空前底挫折，一個空前底恥辱”。這種民族的興亡與歷史的突變在馮友蘭的內心深處掀起了軒然大波，促使他進行反思🫱，其內容體現在《貞元六書》中🚣🏼，他所反思的問題並不是與日常生活毫無關聯的純哲學的問題，也並非是引進西方的新實在論接著程朱理學講，僅僅著眼於中西哲學的結合🕺；實際上👩🏿，其所反思的問題雖然涉及到方方面面🫵🏿，就總體而言🙎🏼♂️，全部是關乎國家的前途和民族的命運🦙，取得抗日戰爭的勝利，謀得經濟上的變革和發展，探索如何克服前進道路上所遇到的困難和障礙，由一個傳統的舊中國進身為一個現代化的新中國🧑🏻🦼，以獨立自主的姿態列於世界民族之林。換言之🫲🏿，“《貞元六書》是一部憂患之書🤘🏽，是一部中華民族在那個面臨著‘空前底挫折’和‘空前底恥辱’的時代尋找如何脫困的出路之書”。
闡舊邦以輔新命
正是有感於中華民族處於生死存亡的危難之際，馮友蘭結合民族的危難和國家的興亡的實際感受🚵🏿🥩，系統地反思了中華民族的精神生活🧑🎄🧖🏽♀️，並且把那些傳統文化中的精華賦予其新的涵義，將之運用於救亡圖存、振興中華的現實生活中去。他用“貞元之際”以說明抗戰時期固面臨壓城之黑雲，但也是民族復興與民族覺醒的前夜。而“貞下起元”則明確表示了冬去春來之意，馮友蘭這裏所表示的就是我們國家最大的困難正在過去💝，新的曙光就在眼前♑️。貞元六書的提法充分展示出馮友蘭的哲學思考是與民族復興大業息息相關的，表明堅定的民族立場是他理論探索的根本來源📮，愛國主義的情緣是他創作“貞元六書”的內在動力！他是以學術創作活動的方式，自覺地參與到民族抗敵大業的努力之中。
這正如《新事論》的結語“贊中華”中所說🦸🏽♀️：“真正底中國人己造成過去底偉大底中國。這些中國人將要造成一個新中國，在任何方面😇，比世界上任何一國都有過之而無不及🧑🎄。這是我們所深信，而沒有絲毫懷疑底。”可以看出，其中所體現的反映民族不屈不撓、自強不息的偉大精神和深沉真摯的愛國主義情懷，在馮友蘭看來，中華民族的精神正是蘊涵在傳統文化特別是傳統倫理道德觀念之中的🎻。
在《三松堂自序·明誌》中，他這樣寫道：“中華民族的古老文化雖然己經過去了🫶🏽🧛🏻，但它也是中國新文化的一個來源🎚，它不僅是過去的終點👷，也是將來的起點🏇🏻。將來中國的現代化成功💠，它將成為世界上最古、又是最新的國家🤙🏽。這就堅強了我的‘舊邦新命’的信心👩🏽🍳。新舊結合，舊的就有了生命力，就不是博物館中陳列的樣品了；新的也就具有了中國自己民族的特色🍍。新舊相續🤌🏻，源遠流長，使古老的中華民族文化放出新的光彩⚖️。現在我更覺得這個展望並不是一種空想、幻想，而是一定要實現👩🏿✈️，而且一定能實現的。”馮友蘭的一生系心於中華民族的復興，系心於國家民族的命運和前途。他的畢生工作就是繼承和弘揚中國文化的優秀傳統為未來的社會建設提供營養⛅️👂🏿。他說：“我所能做的事🔒，就是把中國古典哲學中的有永久價值的東西，闡發出來，以作為中國哲學發展的養料，看它是否可以作為中國哲學發展的一個來源。我認為中國古典哲學中的有些部分🟥，對於人類精神境界的提高，對於人生中的普遍問題的解決🙆🏿♀️，是有所貢獻的🩹，這就有永久的價值👩。”
時代的大變故推動著馮友蘭從一個哲學史家發展成了一個哲學家，迫使他將哲學探索和國家民族的危難聯系思考，並付諸實踐🙈🏗，“貞元六書”正是二者完美結合的產物。他用哲學家特有的語言，發掘中國傳統文化中的精神財富，來激發人們的民族自尊心與自信心，以抒發自己的愛國情懷🐸。這種完全以國家富強💃🏿、民族復興為己任的根本人文關懷和堅定樂觀的信念🕷🐾，是推動馮友蘭先生從事哲學理論探索和實踐的最基本的原動力，也構成了新理學體系總的基調🔁。馮友蘭傾其一生，對中華民族的命運和中國人民的前途🧑🏽⚕️，做出了不朽的哲學上的努力🧥，永遠值得感佩。
用哲學抗戰的理性實踐
馮友蘭的《貞元六書》是會通中西文化建構的一套完整的🙆♀️、系統的、嚴密的哲學體系。貞元之際所著書在20世紀40年代是具有很大影響的哲學著作。賀麟在《50年來的中國哲學》裏曾說馮友蘭是“抗戰期中🤽🏻♀️，中國影響最廣，聲名最大的哲學家，我們不能不表示欽佩”⚄。日本學者吾妻重二則認為👨🏭，新理學體系“達到了中國前所未有的水平🧮，在中國哲學的歷史上有劃時代的地位”。張岱年先生認為📫，馮友蘭先生的哲學體系可以說是“中”、“西”各半🧙♀️，是比較完整意義上的中西結合🖌。從其內容來說，馮先生的中西結合主要是中國的正統派哲學與西方的正統派哲學的結合🎙，亦即中國的古典理性哲學與西方的古典理性主義的結合，亦即中國的程朱理學與西方柏拉圖主義的結合#️⃣。
馮友蘭把程朱的理、氣作為新理學最基本的範疇，同時又利用新實在論的某些觀點🤹🏼♂️🧑🏼🍼，對之進行了改造，因而馮友蘭的理氣觀與程朱的理氣觀又有所不同，同時😆，馮友蘭也看到了新實在論的某些不足❤️🩻，於是又以程朱之長👲🏿，補新實在論之短，從而形成自己獨特的理氣觀🏃♀️➡️。新理學作為一個現代新儒學的理論體系，在異己文化的哲學思想而前，在準確的理解它和有選擇地吸納它的同時，能保持中國哲學的特質。對固有文化中的異己的哲學思想也抱著寬容的理解與借鑒的態度🤾🏼♀️，從而能在某種意義上將一個已經凝固了的、衰微的儒學理論形態，展現出新的風采。而其在接受西學的過程中，雖有對傳統哲學某種程度的“曲解”🎷，但其“中西會通”的立場是具有深遠意義的💱。這是一種基於哲學🤳🏼🕰、文化本身來衡論中西的立場🏄🏽♂️，至於這個哲學、文化的民族傾向則是第二義的。
作為哲學家，馮友蘭非常重視哲學的共性或普遍性的問題，在大多數情況下，他強調的是時代性而不是民族性⇨。他認為，哲學不是使人獲得知識，而是得到一種精神境界。境界就是人的精神生活的哲學反思的結果，其中既有理智成分，又有情感成分，絕不是單純的理智問題，或只有理智成分。任何哲學都不能脫離民族的精神生活及其語言，任何哲學都是民族的哲學，而“民族”不是一個抽象的、空泛的概念🧑🏻🎄，它是有具體的🧒🏽、真實的存在的。在日本侵略的時代大背景下，民族性顯然被馮友蘭放到更重要的位置🚭，其創作激情源於對抗戰勝利的信心與對民族復興的熱望，旨在激勵全民抗戰。1944年10月，國民政府教育部轉發軍事委員會關於征集知識青年從軍的訓令，馮友蘭與聞一多等配合校長梅貽琦完成這個工作，11月一起出席動員學生大會👩，勉勵學生從軍。次日聯大學生踴躍誌願從軍，報名者達189人🌾。在抗戰勝利後所立西南聯大紀念碑的碑陰上，刻有“國立西南聯合大學抗戰以來從軍學生題名”，共列833人。
（作者單位🧘🏿♂️：上海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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